当前位置:首页>知识> 溥仪一生最难启齿的秘密 溥仪劳改从端皇帝架子
发布时间:2024-05-14阅读( 75)
“皇帝要被劳动改造了!”
这句听起来像段子的话,却在1950年8月1日成了事实。这天,末代皇帝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“战犯”,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。
三天后,溥仪被押抵抚顺,此后整整十年,他都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,他当时的编号是981。当年,溥仪年44岁。
刚到抚顺时,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:一方面,将被处死的阴影未完全消散,有时一连几夜,他都不敢合眼。另一方面,他不愿意放下皇帝的架子,与昔日的伪满大臣们共同生活。
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依旧有“皇帝”的派头,每次集合时,他都会站在排头;洗澡的时候,他也总是抢先第一个下池子。若有人比他先下池子,他会干脆不下池子,而宁愿用脸盆接点热水“对付”。
溥仪继位时,大清虽然已经摇摇欲坠,可此后数十年里,他也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他的身边,也总有一堆人伺候着。即便被带到苏联时,他的身边也是家人、大臣、仆人、侍卫一堆,就连穿鞋,他也只要伸脚就行。
养尊处优的溥仪,从未自己开过门。到了战犯管理所后,溥仪依旧不肯自己开门,他每次都等别人把门开了后,才跟着进去。实在等不到人来,他也不会动手,而是选择一脚把门踹开。
面对这样的溥仪,战犯管理所的相关人员却并不着急,他们早已按照上级的指示,准备了一整套的改造策略。
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一直吃小灶,小灶的伙食远高于中灶和大灶。根据史料记载,溥仪每日的主食包括细粮一斤半,豆油7钱,菜金15400元(第一套人民币)。小灶之外,还有厨师专门为他做适合口味的饭菜。
而在服饰、舍监、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,也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。
溥仪
可即便各方面都得到了“优待”,溥仪在管理所依旧很不适应。他最大的不适应是:在这里,没有人伺候他了。穿衣服、穿鞋子、洗衣服、补袜子,这些事情,都得他自己来。
最初,他的侍卫李国雄还帮着他洗衣服、袜子,可随着时间的推进,李国雄顿悟了: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奴才了,我们都同样是战犯,他的罪孽比我深重,我凭什么伺候他?
李国雄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,也与他在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有关,天天读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他开始慢慢意识到:自己从前“唯溥仪之命是从”的行为,是封建迂腐的。人生而平等,上赶着伺候别人,压根儿就是骨子里的“犯贱”。
这样想了以后,溥仪再让李国雄帮忙做脏活时,他顶撞道:“你嫌脏,难道别人天生就是埋汰人,就不嫌脏?”
当溥仪昔日的“奴才”都敢这样顶撞他时,溥仪身边的其他人就更加了。后来,就连溥仪的侄子、继子毓喦也敢“批评”他了,一次,他看到溥仪放走吸血的蚊子后不满地道:
“你放苍蝇的生,把落在身上的苍蝇蚊子轰走了事,而不许打死,难道就不怕它再落到别人身上吸吮别人的血吗?”
溥仪以前眼镜坏了,李焘总是第一时间帮忙修理。可进了所里后,他再找李焘,人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情愿。
李国雄和毓嵒等等的态度,让溥仪震惊不已,此时再想起进入战犯管理所后,伪满大臣们对自己的冷嘲热讽,他不禁哀叹:真是世道人心难测啊!
面对已经变了的“世道”,溥仪不得不想办法适应,为了不再听别抱怨自己,他开始自己打理生活。
自己照顾自己,对于寻常人而言是轻而易举的,可对溥仪而言,这件事却似乎比什么都难。只要时间稍紧,他的衣服扣子就会出现“扣不齐”的情况,洗衣服忘记关水龙头更是常有的事。至于剪手指甲剪到肉,补袜子扎到手,更是司空见惯。
溥仪在补袜子
管理所的领导见溥仪如此狼狈,不得不将他和家人关押在一处,以让他们帮助他学习生活自理。直到各种生活常识学得差不多以后,溥仪才再度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和其他战犯一样,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,他们的作息非常固定,以至于无数年后,溥仪依旧能背出他当时的作息时间表:
“6:00 起床(夏季提前半小时)、早操、打扫;7:30 早饭;8:00-12:00 政治理论学习;12:00 午饭(夏季午睡一小时);1:30-5:30劳动;6:00 晚饭;7:00自由活动(包括文娱活动);9:30入寝”
这个时间表里,最让溥仪头疼的是“劳动”,对于生活自理都觉得吃力的溥仪而言,劳动几乎等于要了他的命了。
溥仪头一次觉得“劳动”要命,是他被安排糊铅笔盒时。每次糊纸盒时,他不是糊的形状不好,就是把商标粘倒,有时还会导致糊得不匀而出现皱纹和气泡。
偏偏,每次糊纸盒时,大家还会发起劳动竞赛,比质量、比数量。无论谁和溥仪一组,几乎都必输无疑,因为他总是会糊出很多的废品。
“皇帝拖后腿了!”这个事实让溥仪心里极其不是滋味,他开始虚心向伪满大臣们“取经”,后来,他终于在某天,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。那天的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,他说:
“我的高兴是空前绝后的,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: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。”
也是直到此时,溥仪才真正懂得“劳动的意义”。当日,所方将他们糊纸盒得到的酬劳,买了糖果发给他们。溥仪拿着一块糖果时不禁感慨: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,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,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。
除了糊纸盒之外,溥仪还参加过拔草、抬煤等等劳动。溥仪惊奇地发现,自从开始劳动后,他的饭量比以前大多了,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,就连胃病,也很久不犯了。
溥仪在劳动
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,思想改造也在同步进行。每天,溥仪学完“关于封建社会”以后,又学了“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?”这时期的溥仪开始认识到:他的确是当了汉奸了,东北沦为殖民地,他有脱不开的责任。
如果最初溥仪认罪,承认自己是“头号汉奸”,是因为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的政策。后来他的“认罪”,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而他之所以会发生变化,与他在所里发生的一桩事有关——
1955年6月,所里突然将一份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书,交到了溥仪手中。这些,都是监察机关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,汇总而成。光是看统计数字,溥仪就震惊了:
“1934至1940年七年间,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万4千余人。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,造成大批死亡,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,患病者达19942人,死亡达2005人……”
这些血泪凝成的庞大数字,让溥仪心里发凉,他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,看到了由他签署的法令和由他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。他也看到了无数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,这些血淋淋的内容,让他触目惊心,他忍不住感叹:
“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,使我无法相信,伪满洲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。”
溥仪在认识到自己“罪孽深重”的同时,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忧。那以后,每次睡觉闭上眼时,他都仿佛看到劳动人民用手指着他怒吼:“不能饶恕溥仪!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!”
如果溥仪的前半生并未明白什么叫历史,那么此时的他,已经什么都懂了。此前还期待“坦白从宽”的他,觉得自己只有遇到奇迹,才可能被“宽待”了。
觉得自己已到绝境的溥仪,竟真的遇到了奇迹——
1956年春天,溥仪等战犯刚刚学完第一个五年计划、农村合作化、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的一系列文件,他们就被召集开会,会上,所长说:
“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,以有利于改造,政府决定,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……”
“到社会上参观?”溥仪以为自己听错了,他忙向身边人打听,身边人也有些难以置信,直到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,他才确定:自己没有听错。
溥仪的心情非常复杂,他担心老百姓看到他,会要求将他留下来控诉和公审。从最好的情况来说,人们也会用唾沫和辱骂,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。
3月5日那天,溥仪带着满满的疑惧心出发了,一路上,他都沉默着。在车上,他的眼睛虽然一直面朝车窗外面,可心里却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……
参观的几天里,溥仪一直心事重重,他的心理负担太重了,尤其是在参观平顶山(东北抚顺)时。
平顶山离抚顺露天矿大坑很近,这里的居民多是贫苦的矿工。日本侵占旅顺后,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,他们不断地袭击日军。1933年,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日寇,他们在平顶山和日军进行了战斗。他们撤走后,日军以“通匪”的罪名,向平顶山居民进行报复。
一夜间,平顶山三千多人,大人和孩子,男人和女人,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,全部倒在了血泊里。疯狂的日本人还在杀死他们后,重新用刀扎了一遍,有的日军还将没断气的人的肠子踢了出来,孕妇肚里的婴儿被他们用刀挑出、举起高喊:“这是小小的大刀匪!”
杀光后,日军还为了毁尸灭迹,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部烧光,然后用大炮轰崩山土,掩盖尸体,他们还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,不准外人通过……
平顶山惨案部分死难者遗骸
在现场对着溥仪等战犯讲述这段历史的,是当时的幸存者方素荣。当时从血泊里逃出来时,她年仅5岁,她的全家,都死在了那场灾难中。而她也在那场灾难中,身受八处创伤。
溥仪早已知道平顶山的事,可真在现场看到这一切,并听到幸存者控诉,他还是震颤不已。溥仪等战犯生怕她会突然冲向他们寻仇,可他们错了,方素荣看着她面前早已泪流满面的战犯,用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音说:
“凭了我心头的冤仇,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,我一口咬死他也不解恨。可我是一个党员,党教育我,最重要的不是个人恩仇,而是我们伟大的、解放人类的事业。我现在很幸福,有两个孩子,他们和所有的孩子,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良久后,她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的溥仪,用低沉的声音道:
“为了将来,为了孩子们,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,我可以不提那些(冤仇)……”
方素荣的宽容,让溥仪等战犯的心里更加难受了。前往台山堡参观的路上,溥仪觉得自己的头很重很重,以至于连抬起来都很费力。
溥仪在战犯管理所
这次参观中,溥仪在越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同时,也看到了中国的变化,他看到:贫苦的工人、农民,真的当家做主,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。这样的时代,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,他确信,他过去的大清,不可能带来这种巨变。他后来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感叹说:
“一切变了!变化反映在任何事物上。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看到了各种人身上的:养老院正展开比健康、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,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,年轻的王主任是变化……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,是人的变化。”
这趟参观,对溥仪震撼最大的是:他对着曾被他迫害的农民大娘道歉,并承认自己就是康德皇帝时,已过上好日子的大娘,并没有打骂他,而是对他说:
“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,只要你们学好,听毛主席的话……”“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,我知道,你们是可以改造好的……”
大娘的这段话让溥仪瞬间泪流满面,随着泪水一同淌出的,还有他心里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除了这次参观,溥仪在所里还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,这次转折来自检举。认罪期间,战犯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检举。三次做皇帝的溥仪,恰是被检举得最多的那一个。面对众多检举,溥仪在震惊的同时,也开始想: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?
李焘的检举材料中,这样描述溥仪:
“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,特别好疑心,而且奸诈好用权术,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。”
李焘还在检举材料中罗列了溥仪在伪满时用跪锁链、马鞭子、电刑、吊手等方式打骂下人的事实,他虐待孤儿的事,也被他检举了。
侄子真瑞也检举了溥仪虐待孤儿的种种,他还将溥仪描述成日满亲善第一人,他说:
“溥仪在大栗子沟,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,即跪在地上说:‘我不德,对不起天皇。’打了自己一阵儿嘴巴子。
真瑞和李焘一样,将溥仪描述成“伪善之人”,他说:“他的手下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,而他却吃斋念佛,甚至不打苍蝇蚊子。”
在这之前,这些人都曾恭维他,说他:“仁慈”、“慷慨”、“谦逊”、“才学过人”、“极有美德”。溥仪看到自己头上的“圣光”消失,剩下的全是丑恶。
“我究竟是什么?”溥仪回想往事,竟冒出了一身冷汗,当他终于不在圣光照耀下看真实的自己时,才发现:自己什么也不是。承认这个事实,是痛苦的,可若不能与这痛苦共处,他将永远无法重生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所有人都接受了溥仪和他们一样,是一名战犯的身份。战犯们甚至觉得:他的罪远比他们更重,所以,他甚至还不如他们。
有了这种认定后,他们就敢跟他说真话了,一个伪满大臣毫不客气地告诉他:“你简直就是个废物!”溥仪发现,当自己被这样骂时,他竟并不生气。为何?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这样认为的。
不断想“重生”问题的溥仪,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做,他很怀疑自己出了战犯管理所,还能不能好好地活着。对社会主义有一定了解的他已经知道:每个人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,实现自己的价值,那样才能算一个合格的公民。
想到自己拔草居然会把花拔掉,挑煤也总是挑不过别人,养花也总不如他人,他心里百感交集。溥仪想得越多,痛苦越大,可痛苦,恰是通向解法的最快捷通道。
溥仪在认真浇花
就在溥仪痛苦地进行各种思考时,他竟意外地等来了一次会见亲属的机会。
1956年3月10日,看守员忽然通知溥仪和弟弟溥杰、三妹夫、五妹夫和三个侄子,一同到所长那儿去。走到所长接待室,他惊奇地看到分别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。
看着健壮的七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,他恍惚不已,嘴巴竟半天都未闭上。
这次会面,让溥仪了解了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的现状。原来,新中国成立后,爱新觉罗不仅未遭受任何不测,反而得到了挽救。七叔告诉他:
“解放前,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,现在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。咱们满族全部登记了,有二百四十万满族人。”
看着眉飞色舞的七叔,溥仪心里百感交集,人都说:“入门休问荣枯事,观看容颜便得知。”溥仪从七叔和妹妹们脸上,已知道:他们都过得非常好。
曾贵为格格的五妹告诉溥仪“我会骑车了,我还会裁缝”,说这话时,她脸上满是得意。过去,即便身为格格,女子们也是只要会打麻将、会按标准行礼如仪,就能得到表扬的。
时过境迁,此时人人都以劳动为最光荣的事,同样激动的三妹告诉哥哥:她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,她还有大事要做,这个大事就是宣传新婚姻法……
溥仪听着这些在世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家常,眼里噙满了泪水,他心里也升腾起了希望,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信心。
会见完亲人再回到所里的溥仪,发生了不小的变化,战犯们发现:他明显比以前更加和善了。他对弟弟溥杰的态度,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以往,都是溥杰顺着他,可现在,他竟会主动在一些小事上征求弟弟的建议。
溥仪对溥杰如此,对其他人也是如此。所里的负责人看明白了:他已经具备了做一个普通公民的心态。
这之后半年多,即1956年12月中旬,溥仪的妻子李玉琴第五次来探望他。这次见面,她直截了当地说:
“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,可是我们的年岁差得这么多,兴趣就很难一致,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,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……我想来想去,还是离了的好……”
李玉琴的话,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他的头上,他没想到,刚刚恢复往来一年半,他竟等来了这样的结果。溥仪哽咽着说:
“我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?你说的那些,我并不那么样想,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……”
李玉琴要求离婚的事,惊动了所长,所长帮忙劝,可她的态度却依旧坚决。溥仪见状叹了口气后道:
“这是勉强不了你的,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。我希望离开以后,我们还是朋友,像兄妹一样……”
李玉琴没料到溥仪会如此爽快就答应了离婚,尤其,他还说出了那番“希望离开后还是朋友”的话。她感动得掉下了眼泪:
“那是一定的,我们还是朋友,以后感情也不坏。”
所长再赶来时,看到溥仪一脸的难过,他瞬间明白了结果。这次事件后,所长拍着溥仪的肩膀微笑着对他说:
“一切都在变,你在变,溥仪……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,你是对的。”
溥仪的“变”是全方位的,当法国记者在寄给他的信里说“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”时,他回信说:“我不能同意你说的‘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’话……因此,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。”
溥仪认为:他已找到了真正“光辉”,助他找到这光辉的,正是被他视为“菩提树”的监狱。关于“光辉”,溥仪后来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是这样阐述的:
“这五次参观中,我们走了五个城市,看了两个农业社,两个人民公社。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,又看了许多住宅区,还看了水库、展览馆、体育宫、烈士纪念馆……
“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……眼前的事实证明,我们从无到有了……”
目睹中国人之创造的溥仪,头一次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,要知道,过去,他可是对“中国人”三个字充满自卑感的。
经由监狱这棵“菩提树”,溥仪还找到了真理: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。也因此,他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,他说:
“经过了这一切,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,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,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:历史的道路,这是人民的意志!”
真理,当然也是光辉之一,而这光辉,对溥仪而言,充满了意义。
溥仪在战犯管理所
1959年9月18日清晨,已经感受过光辉的溥仪得到了一个振奋的消息:
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将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、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,宣布实行特赦。”
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所有人都在想:自己能否成为首批被特赦的罪犯。溥仪也在想这个问题,他太想和家人团聚了。可想来想去,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被特赦,为何?因为: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,是谁被特赦都不可能是自己。
所以副所长将他叫去,并问他对特赦的想法时,他脱口便说:“我是没有希望的,但我决心争取以后……”
副所长微笑着问:“假如你被特赦了呢?你怎么想?”溥仪想了想后说:“那是人民批准了我,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,但现在是不会有这事的。”
从这段对话可看出:溥仪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有罪,而且罪孽很重,根本不配获得特赦。当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且满怀愧疚时,恰恰说明:他已经被改造好了。这点,溥仪并未意识到,可所方却早已确定。
1959年12月4日,溥仪被当众宣布特赦,与他一起获得特赦的人里,还有郭文林等等。听到最高法院的人在讲台上念到“爱新觉罗·溥仪”时,溥仪的眼泪就簌簌地下来了,未等听完,他就已放声大哭。
溥仪接过特赦书
多年后,他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时的场景时感叹:
“祖国啊,我的祖国,你把我改造成了人……”
溥仪被特赦后,许多战犯表示不服,对此,孙明斋所长对此有过一番经典的言论,这番言论也直接堵住了悠悠众口,他说:
“溥仪3岁当皇上,养尊处优50年。过去看书要人陪读,出门要人打伞,连洗脚、穿鞋、开门、关门都要别人侍候。
“如今他不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,积极参加劳动,甚至亲手洗痰盂,倒马桶;更重要的是,在改造中他的思想一直比较稳定,真心实意地想改恶从善,这难道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?”
听到这番话时,溥仪的眼泪再次落了下来,这次的眼泪依旧是因为感动而流。人说,委屈的眼泪会让人懦弱,而感动的眼泪,却能让人强大。溥仪,不仅如他所说“由鬼变成了人”,还在一天天变得强大。
溥仪获得特赦后激动得含泪举拳
离开战犯管理所时,溥仪曾立下誓言: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,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,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,直到我的脉搏停止!”
熟悉溥仪的人会知道,临终之际,他嘴里依旧喃喃着的,正是这番话:
“我不能死,我还要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,我还有好多事没做!”
如此末代皇帝,如此溥仪,放眼世界,绝无仅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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